山东法制传媒网：（徐瑞颖）清晨八点整，第一缕暖阳透过立案大厅的玻璃照在桌子上。我像往常一样，提早到岗，整理案卷，检查系统。突然，电话铃响起，打破了这安静的氛围。

    “喂，您好，这里是汪清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

 

    电话那头传来苍老、沙哑的声音：“我想咨询立案......告我儿子。”

 

    “您别急，慢慢说，具体是什么事？”

 

    “我老伴在医院，突发脑梗，下不来床了，我俩就一个儿子，现在不管不问，电话不接，人也不来，医药费见底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啊。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供他读书，帮他成家，现在他妈躺在这儿，他怎么能这么狠心。”陈大爷声音越来越哽咽。

 

    “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里的事，再小也是老百姓心头最大的事。”这句话我常对当事人讲，此刻更像是说给自己听，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上肩头。这不仅仅是一桩赡养纠纷的立案咨询，电话那头，是一个濒临碎裂的家庭，是两位老人最后的希望。

 

    挂了电话，那沙哑的哽咽声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我和负责家事审判的法官进行了简短沟通后，决定暂时搁置立案程序中繁琐的前置审查工作，先去一趟医院。有些“案情”，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是永远看不清的。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味，病床上，王阿姨闭眼躺着，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我们进去时，陈大爷正用毛巾小心地擦拭老伴的额头、眼角，在老伴耳边轻语：“你一辈子爱干净，我给你擦擦就舒服了，快点好起来，好起来咱就回家……”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

 

    看到我们，陈大爷放下毛巾，诉说起自己的委屈：“我不是非要告他，也不是图他那点钱，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老伴这病，花钱跟流水似的，我那点退休金根本撑不住。我是气，气他心怎么就这么硬？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小时候可懂事了，也知道疼人。就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不打。”他摇摇头，重重叹息，“他妈最疼他，要是他能来看看，说说话，说不定她能好得快些。”

 

    他反复念叨着儿子“以前”的好，与现在的“冷漠”对比鲜明。这种反差背后，往往藏着关键的隐情。显然，问题的症结不在老人这里，至少不全是。我们必须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电话拨通，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我们表明身份和来意，提到他母亲病重住院、父亲欲起诉其履行赡养义务一事。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就在我们以为信号中断时，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干涩：“他们……不是不认我这个儿子了吗？”

 

    这话里有怨气，有委屈，绝非简单的“不孝”二字可以概括。我们约他见面谈，他起初拒绝，在我们的耐心劝导下，才勉强同意见一面。我们又做了几番思想工作，小陈才把心中的委屈悉数倾诉出来。

 

    “前年，他们想让我回家过年，我说工作忙回不去，我爸就说我妈心脏病犯了。我吓得连夜赶回，结果呢？我妈在厨房做饭！还有今年年初，我爸打电话，说我妈病重，让我赶紧回来。我请了假，开车一路赶回来，结果，到了楼下，看见我妈好端端地坐在花坛边晒太阳，还跟邻居有说有笑！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工作、我的难处，只想着把我拴在身边！”

 

    “这次我以为又是骗我！就没理。后来我爸又打了几次电话，我都没接，我没想到，这次会是真的。”

 

    真相水落石出。小陈并非冷漠不孝，而是一家人之间存在误解，一次次的“狼来了”，消耗了儿子的信任和耐心。而父母那边，或许是用错了表达思念的方式，反而将儿子越推越远，直到真正的危机来临，隔阂已深。

 

    此案关键在于消除一家人的隔阂，让爱回家。接下来几天，我们成了“传声筒”和“黏合剂”。一方面，我们告诉陈大爷，儿子并非不孝，是心有芥蒂，还传达了小陈的后悔与担忧。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小陈迈出第一步。他买了水果和营养品，走进母亲的病房。于是，我们就在王阿姨的病床前开展了调解工作。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把双方的误会、委屈、担忧，一层层剥开，摊在阳光下。小陈当场拿出积蓄结清了部分拖欠的医疗费，签署了详细的赡养协议，并保证每月至少回来探望两次。最终，陈大爷颤抖着手，在撤诉申请上按下了手印。

 

    再次见到他们一家人，是在社区普法宣传活动上，王阿姨已经出院，虽然仍需坐轮椅，但气色好了很多，头发梳得整齐。陈大爷推着她，小陈和妻子陪在旁边，夫妻俩手里拿着宣传册，听得十分认真。阳光正好，暖暖地洒在在一家人身上。他们看见我，远远地就朝我笑了起来，那笑容温暖而踏实。

 

    供稿：吉林省汪清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