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丹心昭日月凛然浩气贯长天

    --王秉亭满腔热情做好党报群众工作

 

    山东法制传媒网：（尹程起）在河南日报的档案资料馆里，一摞摞泛黄的信封静静躺了半个多世纪。它们的收信人遍布中原大地的乡村与街巷，落款却不是某个具体的名字，而是一个统一的编号——“政字528号”。上世纪80年代，这个编号曾是无数河南百姓心中最温暖的符号。

 

    大别山区的学生、黄土地上的庄稼汉、县城里的待业青年、深山里的乡村教师、工厂里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等等，都曾收到过来自这个“政字528号”编辑的回信。信纸上的字迹力透纸背，语言朴实无华，或是解答政策疑惑，或是指引致富门路，或是抚慰心灵创伤。人们不知道这个编号背后是谁，却都亲切地称他为“528编辑”，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亲人、最贴心的朋友。

 

    这个代号528编辑的主人，就是河南日报社群工处编辑王秉亭。

 

    军旅的风拂去行囊征尘,却把一段炽热记忆,妥帖藏在心底最柔软处。时光飞驰,鬓角霜华如岁月绣线,丈量着从青涩到沉稳的轨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怀揣滚烫理想入伍,成为铁道兵舟桥团89131部队一员—钢枪冷硬、铁轨绵长,是青春最嘹亮的注脚。

 

    1984年元月,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人生列车骤然转向,竟载着我驶向一场改变半生的遇见。因平日爱提笔记录军营晨昏与生活细碎,文字偶见于报端,我便接到了单位的沉甸甸期许。中共铁道战备舟桥处党委书记袁德义同志找我谈话,目光里满是信任:“经党组织研究,送你去报社深造,要把对文字的热忱,酿成服务人民的本领。”

 

    1986年盛夏,我与《河南日报》编辑王秉亭先生相遇。彼时郑州梧桐浓荫如盖,阳光透过窗根,在他鬓角银丝上洒下细碎星光。他坐在报社编辑部藤椅上,指尖捏着刚拆封的读者来信,神情专注得仿佛握着整个世界的重量。从此,他的教诲如春雨润物,落在我新闻写作的田垄,也刻进人生年轮,成了永不褪色的印记。

 

    一、岁月砺初心:半世风霜铸赤诚

 

    王秉亭先生的一生,恰似一本被岁月摩挲得温润的书,每一页纸页都浸透着与党和人民紧紧相连的赤诚。1931年3月,他生于山东荣成的农家,黄海的潮声赋予他坚韧的骨血;2017年3月13日,这位86岁的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临终前唇齿间念叨的,依旧是百姓的冷暖。建国前的烽火岁月里,他是田野间躬身劳作的耕者,也是播撒革命火种的传声筒：一手握着锄头耕耘土地,让田垄长出养家的五谷;一手握着笔杆书写时代,让文字点燃群众心中的觉醒之光。

 

    1949年,他被新华社胶东分社聘为特约通讯员,同时为《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七家报刊撰稿。那时没有便捷的通讯设备,他便背着干粮奔走在乡村与城镇的羊肠小道上,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层层裹住,手指冻僵了就凑到嘴边哈气暖一暖,将基层的声音、革命的理想,化作一篇篇带着泥土气息的稿件,让党的主张像种子般在民间生根、发芽。

 

    1960年,从郑州大学毕业的他,带着“为党传声、为民立言”的初心走进《河南日报》社,这一待,便是四十余载。编辑部的灯光,无数次陪他熬过漫漫长夜:他伏案写下的80余篇学术论文、十万余字的文稿,是对党报群众工作的深邃思考;《党报群众工作40年》《送您一把爱神的金钥匙》等著作,是他用毕生经验凝结的智慧结晶;他出席全国学术论坛时的发言,总能让同行触摸到“接地气”的党报温度—那是从百姓的柴米油盐里熬出来的暖,是从基层的酸甜苦辣里滤出来的真。他先后被评为河南日报社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可他最珍视的,从来不是这些荣誉,而是群众来信上那句带着信赖的“找528号编辑”。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丁希凌先生,曾在《党报群众工作40年》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他:“王秉亭同志在平凡的编辑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默默奉献,满腔热情做好党报群众工作,认真负责处理好每一封读者来信,成为《河南日报》闻名全国的528号编辑。”这串“528号”的编号,渐渐成了群众心中的“定心丸”——无论是偏远山村的农民,还是城市里奔波的市民,遇到难处时总会念叨:“给《河南日报528号编辑写封信,准没错。”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帮扶群众的事迹传遍全国新闻界。人民日报社特意邀请他赴京分享经验,当他穿着洗得泛白的中山装走进报社大楼时,编辑记者们自发列队相迎,掌声如潮水般漫过走廊。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紧紧握住他的手,眼中满是动容:“党报编辑就该像你这样,敢为人民鼓与呼,你是中国新闻界最好的人!”这句评价,是对他一生坚守的最高褒奖,也道尽了百姓对他的拳拳心意。

 

    二、躬行传党声:千山踏遍递星火

 

    “涓涓细流能汇成江河,点点星光可点亮希望。”1986年10月,豫西的山野刚被秋霜染出斑斓的色块,王秉亭先生奉命前往新安县参加报刊发行会议,我有幸跟在他身后,深入基层的褶皱里,亲眼见证他如何将党报的“火种”播撒到大山深处。出发前一晚,郑州的夜色已浓得化不开,我们却在办公室里忙碌到深夜，自费翻印数百份《提倡乡村党支部订阅〈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的文章。

 

    他指尖捏着刚印好的纸张,轻轻抚平边角,对我说:“党报是党的政策的传声筒，只有让基层党支部看得见、学得到,才能真正帮老百姓找到致富的路。咱们多印一份,山里的乡亲就多一分希望。”第二天清晨,这些带着油墨香的纸张,被一一送到新安县乡村党支部书记手中,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他们心底埋下订阅党报的热情。

 

    新安县的曹村、石井、北冶等乡镇,群山像一道厚重的屏障,海拔七百至一千米的山峰连绵起伏,山路崎岖得能磨破鞋底。可王秉亭先生毫不在意,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我徒步走了一百六十多里,用两天两夜的时间翻越了五十多座大山。每到一个村庄,他都会拉着村党支部书记的手坐在门槛上促膝长谈,从帆布包里掏出报社印刷的笔记本与《河南画报》,双手递过去:“同志,党报不是闲书，里面藏着政策的温度、技术的窍门、致富的门路。哪怕紧一紧其他开支,也要订一份党报，这是帮老百姓谋幸福的金钥匙，啊!”他的真诚与坚持,终于在山野间结出了硕果:曹村乡五个经济困难的村党支部,毅然从有限的资金里挤出钱,订下了四份党报,彻底改写了“不订党报、不看党报”的旧模样。

 

    而这,不过是他推动党报发行的一个缩影—在洛宁县,经他半年的奔走与劝说,1990年《人民日报》的订阅量达到881份,较上年增加353份,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河南省位居榜首。

 

    下乡的日子里,我总能捕捉到他藏在细节里的温暖:吃住在村民家,饭后总会掏出提前准备好的饭钱,无论农户怎么推辞,他都固执地留下;看到农民手中那张磨得字迹模糊的一元纸币,他默默记在心里,此后便把“省”字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街头小餐馆里,一个馒头、一根生葱就是一顿饭;去市县采访时,总选最便宜的小旅馆,把省下来的钱悄悄攒起来,帮基层党支部垫付订报费。新安县农民李欣曾写信咨询自办邮政所的事,王秉亭先生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与省、市邮电部门反复协调,帮他打通了大扒山区的邮路。得知李欣家庭困难,他当场掏出仅有的二十多元钱塞过去,语气坚定:“这是支持你办邮路的,不收咱就不是朋友!”回到郑州后,他还时常记挂着李欣,多次寄去雨衣、胶鞋,怕他在山路奔波时受了风寒。在他的帮扶下,大扒邮路的报纸订阅量从几十份增至600多份;曹村乡前河大队党支部,更是为每户村民订了《河南农民报》;小扒学校教师苏守正订阅了17种报刊,从里面学来中药材种植技术,一年收入达七八千元,日子像初春的嫩芽般,渐渐长出了红火的模样。即便1991年退休后,他的热忱也未曾降温。

 

    1995年10月,他从退休金里拿出388元,为新安县曹村乡的黄岭村、大扒村等贫困村庄订阅党报,还特意多加了4份《农村?农业?农民》杂志—他始终记得,大山里的乡亲,有多需要党报传递的那束光与暖。

 

    三、热血暖民心:一纸尺素擎青天

 

    “初心是灯,能照亮为民的漫漫长路;爱心是火,可温暖困境里的寒凉岁月。”王秉亭先生的一生,就是用这样的初心与爱心,为无数身处困境的群众,撑起了一片澄澈的晴朗天。在《河南日报》群工部工作的那些年,他收到过无数封读者来信,每一封带着泪痕的求助信,他都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仿佛那些苦难,本就与他息息相关。

 

    1986年7月,一封来自大别山区的信,让他彻夜难眠。写信人是商城县汪桥乡19岁的姑娘李福琴,信纸被泪水浸得发皱,字里行间满是绝望的哭喊:“去年得了阑尾炎,家里穷没能及时治,后来父母卖了30多斤大米凑钱做了手术,可没钱输血、医疗条件又差,术后伤口感染,整天流着大便、黄水。我才19岁啊,难道就要这样等死吗?我还想活下去,还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王秉亭先生读完信,眼眶泛红,当即转头对我说:“这姑娘太可怜了,咱们一定要救她!”彼时他的家庭并不宽裕,却还是从工资里抽出30元,当作第一笔捐款。深夜的编辑部,灯光亮了很久,他一边处理堆积如山的来信，一边低声说:“我已经复印了十几份求救信,你再以我的名义写十几封,寄给我的亲友和老同事,咱们多找些人搭把手。”他还特意让我给李福琴写一封安慰信,字里行间满是鼓励:“一定要挺住,要树立信心,我们都会帮你,你一定能战胜疾病!”与此同时,他亲笔给商城县人民医院院长写信,字斟句酌地恳请医院尽快收治李福琴,还在信中承诺“医药费正在多方筹措,绝不会让姑娘因为钱耽误治疗”。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9月19日,商城县医院的同志驱车几十里,将李福琴从大山里接到县医院治疗。“一封呼救信发出之后”消息在《信阳报》刊登后,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郑州市黄河游览区的干部职工凑了500元;陕县的农民你一角我一元,凑了540多元,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好好治疗,祝你早日康复”;经省委领导批示,信阳地区民政局寄去300元;商城县广播站的职工也捐了80多元……短短一个多月,1600多元善款与无数封带着温度的安慰信,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李福琴的生命。康复后,她在感谢信中写道:“是党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王秉亭老师,让我重新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这样的故事,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太多太多。

 

    1987年春节前夕,开封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一个郸城小伙赤着上身,怀里抱着一件旧军大衣,声音嘶哑地哭喊:“谁给10块钱,这件大衣就卖给谁!”原来他打工回家时行李被盗,已经在车站饿了一天一夜,连买一张回家车票的钱都没有。

 

    王秉亭先生恰好路过,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小伙身上,又转身对周围的旅客说:“大家伸伸手,帮孩子凑凑路费,让他能回家过年。”说着便掏出5元钱递过去,在他的带动下,旅客们纷纷解囊,很快就凑够了路费。当小伙对着他深深鞠躬时,他只是笑着摆摆手:“快赶火车吧,家里人肯定还在等你呢。”

 

    他还敢为蒙冤者奔走发声,像一束光,刺破不公的阴霾。1949年就参加工作的赵克让,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问题虽被纠正,却始终没能恢复工作。

 

    七年间,他上访550多次,行程累计28000公里,双脚磨出了厚厚的茧,心也渐渐冷了下去,近乎绝望时,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王秉亭先生。王秉亭先生听完他的遭遇,当即拿起笔,将他的经历整理成材料,加急反映给《人民日报》。198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遭遇;5月,《河南日报》的内参又引起了省委领导的关注。

 

    期间有人劝他“别管闲事,免得惹麻烦”,可他却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看着老百姓受了冤屈,却装作看不见!1984年11月,赵克让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他握着王秉亭先生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流:“您就是活包公啊,是您帮我洗清了冤屈!”

 

    豫西青年陈定学被错打成“小反革命”,蒙冤14年,上访无数次却毫无结果。1979年8月,王秉亭先生收到他的信后,立刻回信安抚他的情绪,又将他的情况整理成内参上报。在他与《中国青年报》的共同推动下,陈定学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1984年4月,陈定学赴郑州参会,下了火车就直奔《河南日报》社,当他见到穿着褪色中山装、脚踩洗得发白解放鞋的王秉亭先生时,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着眼泪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王老师,谢谢您!没有您,我这冤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反。”

 

    王秉亭先生连忙扶起他,憨厚地“嘿嘿”笑了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别客气,都是应该做的,以后好好生活,多为社会做贡献就好。”那时的群工部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十面来自省内外群众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锦旗上的字,都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

 

    青年人把他当作“敬爱的老师”,在他的指引下找到人生的方向;知识分子称他为“伯乐”,因他的发掘与扶持得以施展才华;农民群众说他是“脱贫致富路上拉车不松套的老黄牛”,跟着他通过党报学到技术、找到门路;蒙冤受屈的人赞他“无冕包青天”,是他替他们伸张正义、洗刷冤屈;就连曾因失恋而绝望的太康县女青年王梅英,也视他为“再生父亲”——当年王梅英因感情受挫,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写信给“528号编辑”倾诉痛苦。

 

    王秉亭先生收到信后,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多次写信开导她,还利用出差的机会,特意绕路去王梅英的家乡,与当地妇联沟通,为她介绍了一位忠厚老实的小伙子。1985年,王梅英与小伙子结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后来她在信中写道:“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全靠您这位再生父亲。如果不是您,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四、甘为人梯者:一腔热忱照星河

 

    “他像一盏灯,不仅自己散发着光,还愿意为别人照亮前行的路。”王秉亭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却把“甘为人梯”的精神,深深镌刻进了新闻事业的血脉里。

 

    他爱惜每一颗怀揣理想的种子,尤其对那些勤奋好学、心怀热忱的青年,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用自己的经验与资源,为他们搭建起成长的阶梯,让他们能顺着这梯子,触摸到更高远的天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洛阳市青年李安民还是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团委书记,16岁的他在工作中时常陷入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开展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鼓起勇气给《河南日报》写了一封关于基层工作的建议信,没想到没过多久,就收到了“528号编辑”的回信。信中,王秉亭先生不仅肯定了他的想法,还耐心地为他解答工作中的疑问,字里行间满是鼓励:“多深入基层,多听群众的心里话,才能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里。”

 

    从那以后,李安民便常常写信向他请教,而王秉亭先生也总是有问必答,一来二去,两人渐渐成了亦师亦友的伙伴。改革开放初期,群众信访问题中涉及法律纠纷的情况越来越多,王秉亭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用法律思维解决群众难题的重要性。当时李安民正在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王秉亭先生得知后,立刻推荐他担任河南日报社的专项法律顾问,还特意带着他深入豫西山区,一起调查几起读者来信反映的侵犯农民合法权益事件。

 

    采访途中,王秉亭先生总是以身作则:他会蹲在田埂上,耐心倾听老百姓的诉求,哪怕对方絮絮叨叨说上半天;也会坐在乡镇办公室里,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认真沟通,既要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要考虑政策落实的实际情况。每当李安民提出法律意见,他都会凑过去仔细听,偶尔还会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两句,末了再轻声引导:“咱们搞法律也好,做群众工作也罢,不能只盯着条文,得想想老百姓的实际难处,找个既合法又合情的法子。”李安民至今清晰地记得,王秉亭先生外出采访时的模样:洗得泛白的蓝色外套搭在肩上,里面是件简单的白色圆领衫,脚上永远是一双布鞋,随身只带着一个布兜——装着笔记本和钢笔,还有一个磨破了边角的黑色人造革提兜,里面塞着换洗的内衣和毛巾。

 

    他看起来就像邻村那位亲切的大叔,或是田埂上常见的农民,丝毫没有“编辑”的架子。他从不给党政部门添麻烦,住县委招待所时,总是提前问清楚房费,第二天一早就主动去结账;吃饭也从不去高档饭店,大多是在街边的小店,一碗面条、两个馒头配着稀饭,就是一顿饭;被采访单位要派车接送,他婉拒;要安排宴请,他也摆手:“咱们是来办事的,不是来添麻烦的,简单点好。”这份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作风,像一粒种子,在李安民心里生了根,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王秉亭先生的鼓励下,李安民愈发坚定了学好法律的决心。1981年,他报考了洛阳市委党校,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第一期理论班的学员;1982年,洛阳市招考首批兼职律师,他熬夜复习,顺利通过考试;后来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开考,他又挑灯夜读,拿到了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此后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了多家党政部门、党报、电视台及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还被农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及多家媒体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和特约评论员,在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曾获得铁道部“优秀辅导员”、洛阳市“学雷锋标兵”等称号,还被武警洛阳市支队政治部授予“拥军律师”称号。每当有人问起他的成长经历，李安民总会红着眼眶说:“王秉亭老师不只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他为多少自学青年操过心、付过力,我数不清,但我知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我一辈子都学不完。”

 

    驻河南某部的战士蔡诗华,也是被王秉亭先生这束光照亮的人。1981年秋天,蔡诗华在部队服役,连队附近的公路上有一个90度的急弯道,路边是陡峭的山坡,每到雨天或夜晚,视线受阻,就容易发生事故。短短几个月里,已经有6个人在这里失去了生命—有放学回家的孩子,有赶集的农民,还有送货的司机。每次路过那个弯道,看到路边村民摆放的花圈和纸钱,蔡诗华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萌生了一个念头:给媒体写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建议把弯道改直,或者装个反光镜、立个警示牌。

 

    他揣着忐忑的心情,提笔给《河南日报》写了信,详细描述了弯道的危险,还附上了自己画的简易地图,末了署上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寄了出去。他没抱太大希望,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战士,报社那么忙,未必会注意到这封信。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寄出信还不到一周,他就收到了回信,信封上的落款是“河南日报社528号编辑”。信里的字迹工整有力,开头就写着:“诗华同志,你的信收到了。你能在服役之余,关注群众的安全,这份社会责任感,值得肯定和赞扬。”接着又说,报社已经把他的建议转交给了当地交通部门,还会跟踪后续进展,最后鼓励他:“继续保持这份热心,多观察、多思考,多写反映群众心声的稿件,党报永远欢迎这样的来信。”10月27日,《河南日报》全文发表了蔡诗华的来信,更让他惊喜的是,这篇稿件还被报社评为1981年好新闻一等奖。那天,蔡诗华拿着报纸,在营区的梧桐树下坐了很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报纸上,他忽然觉得,文字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替老百姓说话,能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从那以后,他彻底爱上了新闻写作。训练之余、站岗间隙,他都拿着笔写写画画,遇到不懂的问题,比如怎么选题、怎么立意、怎么把句子写得更生动,就写信向“528号编辑”请教。

 

    王秉亭先生从没有敷衍过他,每一封来信都认真回复。有时候是纠正他稿件里的逻辑问题,有时候是告诉他“写群众故事,要多用他们的话,少用空话套话”,有时候还会寄来一些新闻写作的书籍,在扉页上写上几句鼓励的话。有一次,蔡诗华写了一篇关于部队帮扶驻地村民种果树的稿件,寄给王秉亭先生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回信,信里附着他修改后的稿件,红色的批注密密麻麻:这里应该补充村民的感受,那里可以加个具体的例子,标题也改得更接地气—从《我部帮扶村民发展果树种植》改成了《军营旁的果树园,结出军民连心果》。后来这篇稿件发表在《河南日报》上,还被多家媒体转载。

 

    在王秉亭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蔡诗华的写作水平越来越高,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1000多篇报道,不仅写新闻,还尝试写诗歌。他的诗歌里有军营的热血,有百姓的烟火,有对生活的热爱,上百次在各类比赛中获奖,还出版了多部诗集。后来,他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调到北京中国邮报社工作,担任《邮来友往》的编辑,把对文字的热爱延续到了新的岗位上。每当翻起那些泛黄的回信,蔡诗华总会忍不住落泪:“我的写作生涯能走到今天14部诗集能顺利出版,王秉亭老师倾注了太多心血。他就像一位父亲,看着我从懵懂的战士,一点点成长为能拿起笔的作者。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河南省固始县三尖河乡的农民赵国发,也永远记得王秉亭先生对他的帮助。1983年,赵国发高考落榜,背着铺盖卷回到了家乡。看着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听着乡亲们抱怨“想看张报纸都难,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村里没有邮政点,要寄信、订报纸,得走十几里山路到乡邮政所，很多老人嫌麻烦，干脆就不订报了;年轻人想了解外面的致富信息,也只能靠偶尔进城的人带回来几张旧报纸。赵国发琢磨着:要是能在家乡办一个邮政代办所，乡亲们就能在家门口订报纸、寄信件，多方便啊!可他不知道该找谁申请，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手续。

 

    有一天，他在邻居家看到一张《河南日报》，上面刊登着读者来信，落款是“528号编辑”,信里还说“有困难找党报,党报帮你想办法”。他心里一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528号编辑”写了信,把自己想办邮政代办所的念头写了进去，还说了乡亲们看报难的困境。王秉亭先生收到信后，很快就回了信，信里说:“你的想法很好，既方便了乡亲，也能让党报的声音传到大山里，我来帮你协调。”没过多久，赵国发就收到了河南省邮电部门的回信，说同意他办邮政代办所，还会派专人来指导。

 

    后来他才知道,王秉亭先生不仅把他的信转给了邮电部门,还专门打了好几个电话,跟工作人员说:“这个小伙子是为乡亲们办事，咱们能帮就多帮点，手续尽量简化些，让他早点把代办所办起来。”邮政代办所办起来的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乡亲们都来围观，有的订报纸，有的寄家信，赵国发忙得满头大汗，心里却甜滋滋的。可没过多久，他又犯了愁—订报的人还是太少,很多乡亲觉得“报纸没用,不如多买斤盐”。

 

    王秉亭先生得知后，特意利用出差的机会，绕路来到三尖河乡。他没去赵国发家歇脚，而是直接拉着赵国发，走村串户地宣传。在李大爷家，他拿起一份《河南日报》，指着上面的农业技术文章说:“大爷，您看这上面写的种小麦的技巧，照着做能增产呢!”在王大嫂家，他又翻到致富信息版:“大嫂，您看这上面说种香菇能赚钱，咱们这儿的气候正好合适，您要不要试试?”他还跟村民们说:“党报上有党的政策，有外面的消息，咱们要想富，得先开眼界，看报就是开眼界的好办法。”在王秉亭先生的帮助下，村里订报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20多份，当年就增加到了1300多份。

 

    每天早上，赵国发骑着自行车送报纸，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拿到报纸就围在一起读，有的讨论政策有的学习技术有的还把报纸上的致富信息抄下来互相传阅。《河南日报》还专门报道了赵国发创办邮政代办所的经验，他的做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来，赵国发当选为县人大代表，被河南省团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子慢慢好起来，赵国发却又有了新的心事—他想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好把村里的新鲜事、乡亲们的心里话写下来，寄给报社。有一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新闻智力开发学习班”的招生启事，学费60多元，他心里痒痒的，可家里经济困难，两个孩子要上学，父母身体也不好，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他坐在邮政代办所的门槛上拿着报纸唉声叹气正巧王秉亭先生给他寄信，问他最近的情况，他就把想上学却没钱的事写在了回信里。王秉亭先生收到信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他全家4口人，儿女都在读书，学费、书本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两口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100元，双方老家的兄弟姐妹也常来求助，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可他还是跟老伴李爱莲商量:“国发这孩子踏实肯干，想学习是好事，咱们得帮他一把。”老伴知道他的脾气，也没反对，老两口从每个月的生活费里省，从买菜的钱里抠，甚至把王秉亭先生的稿费也攒了起来，凑够60多元后，赶紧寄给了赵国发，还附了一张纸条:“好好学，多学点本事，将来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拿着这笔钱，赵国发走进了学习班的课堂。在那里，他学到了新闻写作的技巧，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到家乡后，他更加努力地写作，看到村里的变化就写,听到乡亲们的故事就记,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330多篇稿件。

 

    1986年,华中信息报社的编辑看到他的稿件,觉得他写得真实、接地气,就聘他当了记者;再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务员,成为了“吃皇粮”的湖南省岳阳市国家税务工作人员,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每次想起这些,赵国发都会说:“王老师不仅帮我办了邮政代办所,还帮我圆了上学梦、写作梦。他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记在心里,也会像他一样,多帮老百姓做事。”

 

    王秉亭先生的家,更是基层通讯员的“免费旅馆”。那些从农村、从偏远山区来郑州送稿的通讯员,大多没什么钱,住不起旅馆,他知道后,总会热情地把人拉到家里:“别住外面了,家里有地方,跟我儿子挤挤就行。”晚上,老伴李爱莲会做几个家常菜,他就陪着通讯员聊天,听他们说基层的故事,给他们讲写作的技巧;第二天早上,还会提前准备好早餐,临走时塞上路费:“路上注意安全,有好稿子再寄给我。”遇到家庭困难的自学青年,他更是倾囊相助。

 

    有个叫张建军的青年,一边种地一边自学写作,家里穷得连纸和笔都买不起,王秉亭先生知道后,不仅寄去了笔记本和钢笔,还每个月寄10元钱,让他买写作的书籍;有个叫王丽的姑娘,想考新闻专业,却没钱买复习资料,他就把自己珍藏的教材和笔记寄过去,还写信鼓励她:“只要肯努力,一定能考上。”有人劝他:“你自己也不宽裕,别这么大方。”他却笑着说:“年轻人有理想不容易,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说不定将来他们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呢!”他常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想多帮几个有理想的年轻人,让他们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五、一生守信仰:不辞羸病践初心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宋代诗人李纲的这句诗,恰似为王秉亭先生量身而作。他这一生,就像一头俯首耕耘的老牛,不计回报、默默奉献,用全部的心力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为百姓的幸福奔波操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缕光熄灭。

 

    1991年5月,全国首次助残日前夕,郑州的梧桐刚抽出新绿,王秉亭先生却把儿女们叫到身边,语气比往常更显郑重。他坐在旧藤椅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扶手的木纹,缓缓说道:“助残扶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每个中国人该做的事。你们都拿出点钱来,咱们一起帮衬帮衬残疾人朋友。以后我过生日,别买蛋糕也别送礼物;等我走了,更别买花圈折腾,把这些钱省下来,多帮几个需要的人。”儿女们深知父亲的脾气,纷纷掏出积蓄。

 

    最终,他凑齐全家的心意与自己积攒的稿费,一共500多元—在当时足以供一个家庭数月开销的数目,被他悄悄送到了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没留姓名,只说“是一个老党员的一点心意”。1988年春节,爆竹声在城市与乡村间此起彼伏,家家户户围炉煮酒、共享团圆时,王秉亭先生却在编辑部拆开了一封来自鹤壁的信。写信人是汤河街的贫困户杨继红,信纸被泪水浸得发皱,字里行间满是刺骨的寒凉:“家里没米没油,过年连块肉都买不起,孩子们抱着空碗哭着要饺子,我们一家人只能在冷屋子里抱着哭……”他读着信,眼眶渐渐泛红,手指捏着信纸,仿佛能摸到那家人的绝望。当天下午,他就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那是他大半个月的收入,仔细叠成小方块放进信封,又写下一封长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党和政府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好好过年,有难处随时跟我说。”同时,他连夜给鹤壁市委写信,详细讲述杨继红的困境,恳请当地帮忙解决这家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他总对身边人说:“群众的事哪有小事?哪怕只是帮他们吃上一顿热饺子,也是咱们该做的。”这样的“小事”,他做了一辈子。

 

    渑池县的老中医周国桢,年事已高且行医困难,生活渐渐没了着落。王秉亭先生知道后,连续三个月给渑池县卫生局写信,从政策解读到生活补助申请流程,逐条梳理清楚,甚至还专门打电话给卫生局的同志:“老中医为乡亲们服务了一辈子,咱们不能让他老了没依靠。”最终,周国桢的生活保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洛阳市吉利区的残疾女青年权菊先,因身体残疾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想过结束生命。

 

    王秉亭先生得知后,特意去书店买了本残疾作家史铁生的《死神的克星》寄给她,在信里写道:“身体的局限困不住灵魂,你看史铁生,在轮椅上也能写出照亮人心的文字。你比自己想的更坚强。”后来,他还帮权菊先打听适合的创业项目,建议她发展养殖业,甚至联系农业部门的专家给她指导。

 

    慢慢地,权菊先重新振作起来,不仅通过写作找到了精神寄托,养殖业也越做越好,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能手”;偃师县的残疾青年张荣枝生活困难,王秉亭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血压不稳,顶着烈日、冒着暴雨,一次次奔波于民政、残联等部门,为她筹措治病钱与生活费。有一次他在雨天赶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磕得青紫,却还是一瘸一拐地去见残联的同志,只为早点帮张荣枝拿到补助;得知老山前线的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只能靠旧报纸打发时光,他就揣着工资去书店,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几十本书,又订了十几份报刊,打包好一次次送到邮局,附言里只写“一个老兵给战士们的一点心意”。他的口袋里总装着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封面磨得发亮,边角也卷了边,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文字。翻开一看,全是残疾人的信息:“李XX,女,28岁,失明,家住栾川县,需联系盲校”“王XX,男,45岁,腿残,想学家电维修,需找培训学校”“张XX,男,32岁,听障,想找工作,擅长手工”……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详细的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甚至还有“喜欢吃面条”“怕生人”这样的细节。有人问他记这些做什么,他笑着把笔记本人,要是记混了,耽误了人家的事可不好。”

 

    工作几十年,王秉亭先生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朴素。他的中山装洗了又洗,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也补过好几次,却依旧舍不得扔;吃饭更是简单,食堂里一份素菜、两个馒头就是一顿饭,偶尔加个鸡蛋,都笑着说“今天改善伙食了”;出差住最便宜的招待所,房间里没有暖气,冬天就裹着大衣办公,睡前把热水袋揣进被窝;他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衣柜是结婚时买的,漆面早已剥落;沙发的弹簧松了,坐下就会陷下去一块;电视也是邻居淘汰下来的,屏幕上还带着一道淡淡的划痕。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吝啬”的人,在帮助别人时却从不犹豫:看到农民因没钱订报而错过致富信息,他就悄悄替人垫上订报费;遇到通讯员来郑州送稿没钱吃饭,他就拉到家里,让老伴煮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临走时还塞上路费;听说哪个孩子因贫辍学,他总会寄去学费和书本费,还写信鼓励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即便到了离休的年纪,他也从未向党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心里装着的,永远是群众的疾苦与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河南日报》群工部工作的40多年里,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事。他一人分管三个地区的读者来信,工作量抵得上两三个人,却从没有一句怨言。桌上的读者来信堆得像小山,他每一封都仔细读,遇到复杂的问题,还要打电话核实情况,甚至亲自跑一趟当地。

 

    累了就靠在藤椅上歇会儿,饿了就啃一口冷馒头,办公室的沙发上,不知留下过多少个他伏案小憩的身影。没人说得清,他在办公桌前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也没人说得清,他为了群众的事情,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他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不打牌、不下棋,也很少看电影、电视。在他看来,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应该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用在处理读者来信上,用在帮群众解决困难上,用在为党报事业奔波上。仅1979年至1983年这五年间,他就处理了读者来信26326封,手写的复信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好几倍。为了方便群众记忆,也为了不给自己搞特殊,他在给读者回信时,署名常常是“政字528号”。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用涓涓爱心,擦去了无数读者来信上的泪水,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2017年3月,郑州的春天已透着暖意,可王秉亭先生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躺在病床上,连说话都变得困难,呼吸也渐渐微弱。可即便如此,他心里牵挂的,依旧是那些素不相识的百姓。

 

    他拉着老伴李爱莲的手,用细若蚊蝇的声音问道:“豫西抗日英雄赵耕郊的赔偿问题……彻底解决没有?过去那几家贫困户……温饱问题解决了吗?他们的日子……有没有好一点?”直到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他念叨的还是别人的事,从未提过自己的病痛,也没说过一句对家人的嘱托。他就像一支燃烧到尽头的蜡烛,直到最后一丝火苗熄灭,都在为别人照亮。

 

    六、初心与坚守：笔墨传情书香济世

 

    在豫北平原的滑县大地，“文香书店”的招牌已在岁月中矗立二十七载，成为当地群众心中的文化地标。鲜为人知的是，这家书店的诞生与成长，离不开河南日报资深编辑王秉亭跨越三十年的无私帮扶。从助力下岗工人张建普创办报纸发行站，到扶持其打造乡村文化阵地，这位被读者亲切称为“528编辑”的老报人，用笔墨传递温暖，用行动诠释担当，在党报编辑与普通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1988年10月，注定成为张建普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彼时还是滑县一名普通工人的他，怀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参加了河南日报社在郑州举办的第二期通讯员培训班。在群工处门口，他第一次遇见了说话声音洪亮的王秉亭编辑，初见时的“严肃印象”，很快被后续的交往彻底颠覆。同室编辑杨富臻的一句话让他铭记至今：“王老师看着凶，实则是个，活雷锋，，做事严谨认真，最喜欢帮助别人。”这次培训班上，王秉亭对张建普的稿件悉心指导，称赞他“血气方刚，年轻有为”，两人由此结下了跨越近三十载的忘年之交。

 

    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1991年，受亚洲经济危机影响，张建普所在的企业破产倒闭，他沦为下岗工人，生活陷入极度困境。1992年，安阳日报社试行自办发行，张建普抓住机会成为乡镇发行员，却在1994年因报纸改为邮发再次失业。双重打击让他陷入迷茫，常在黄昏的村外徘徊，思索人生方向。绝望中，他给王秉亭写去了倾诉信，很快收到了充满力量的回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志坚，都能有所作为！”

 

    王秉亭的鼓励如暗夜星光，照亮了张建普的前行之路。在与张建普的书信往来中，王秉亭了解到当地乡镇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群众购书难、读书难的现状。当张建普吐露想要开办书店的想法时，王秉亭立即回信表示支持：“建普，你开办书店，以文谋生，我甚欣慰。当依地有异，依情察之，书籍品类当视需备办，不可好大急功，当缓缓聚势，待机勃发！”这份既鼓励又务实的指导，让张建普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为帮助张建普筹备书店，王秉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将自己多年珍藏的藏书和报刊仔细打包，足足装了三个包裹寄往滑县；为提升书店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他多方周折联系到台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画家陈大络先生，恳请其亲笔题写“文香书店”店名，让这家乡村书店从诞生之初就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底蕴。1997年1月1日，文香书店正式开业，三千多元的书籍整齐摆放在简易书架上，虽规模不大，却填补了当地乡村文化服务的空白。开业初期的困境远超预期，连续多日门可罗雀让张建普倍感焦虑。

 

    关键时刻，王秉亭的书信再次及时而至：“黎明前都有短暂的漆黑；所有的成功，都会经历一段灰暗的岁月，坚持下去，就会成功。”这些真挚的鼓励，成为张建普咬牙坚持的精神支柱。为了让书店更好地服务群众，王秉亭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指导张建普关注农村读者需求，重点配备农业技术、少儿读物、经典名著等实用书籍，让书店真正贴合乡村实际。

 

    作为党报编辑，王秉亭始终牵挂着基层党报发行工作。他特意嘱托张建普调研滑县农村党报发行情况，张建普撰写的《关于费改税后党报党刊在农村发行工作中的几点建议》，经王秉亭推荐发表在《人民日报之友》上，为基层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宝贵参考。2001年11月8日，恰逢记者节，王秉亭不顾年事已高，与夫人李爱莲一同搭乘公共汽车，颠簸三百多里路来到滑县老店镇，实地参观文香书店。看到书店已初具规模、读者络绎不绝，他欣慰不已，当场自费为书店订阅了一份《人民日报》，用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幕被《安阳日报》记者捕捉，以《老报人颠簸三百里，订一份党报为乡亲》为题刊发在《河南新闻出版报》上，传为美谈。

 

    三十年间，张建普与王秉亭的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累计达80多封。这些信件被张建普精心珍藏，字里行间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箴言，也有书店经营的具体指导，更饱含着一位老党员对普通群众的深情关怀。王秉亭始终平等相待这位农村创业者，四次邀请张建普到家中做客，夫妇二人热情招待，毫无省报编辑的架子，让张建普倍感温暖。为感念王秉亭的悉心帮扶，张建普聘请他为文香书店名誉经理，并在店名前加注“528”代号——这是王秉亭在读者来信组的编辑代号，曾因帮助无数群众排忧解难而在读者中广为流传。

 

    王秉亭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却通过文香书店得以延续。如今的文香书店已成为滑县乡村文化的重要阵地，不仅书籍品类日益丰富，更成为村民交流学习、孩子们汲取知识的乐园。张建普始终铭记王秉亭的教诲，坚守“以文育人、服务乡亲”的初心，将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多年来，他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助力老字号走进社区，让文化惠民的种子生根发芽。

 

    “王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做人要善良，做事要坚持，要有家国情怀。”张建普抚摸着珍藏的书信，眼中满是敬意。那80多封泛黄的信件，那“文香书店”四个遒劲的大字，那跨越千里的党报订阅，共同勾勒出一位老报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画像。王秉亭用笔墨传递正能量，用真情温暖普通人，他的事迹如春风化雨，滋养着豫北大地的文化土壤；他的初心如不灭灯塔，指引着后来者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份“笔墨传情、书香济世”的精神，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激励着更多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七、丹心照汗青:万里家国镌忠魂

 

    作为一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王秉亭先生的心里,不仅装着百姓的柴米油盐,更揣着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他总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可不能忘了他们啊。”这份对历史的敬畏与对英烈的缅怀,让他在1999年春天,写下了一封改变一位英烈命运的信。

 

    1999年3月2日,《威海日报》的记者王士波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发现了一封来自河南郑州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工整有力,寄信人是“河南日报社退休编辑王秉亭”。

 

    信里,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讲述了一个被尘封了58年的故事:1941年,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县(今荣成市)俚岛区峨石乡,有一位名叫张晶麟的15岁少女,她是当地自卫团团部的脱产干事,因坚决抗日、不肯透露党组织的秘密,被日伪军残忍杀害。这位比刘胡兰还早5年牺牲的少年英烈,本该被永远铭记,却因当年胶东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军的据点分割,交通和通讯都极为不便,她的事迹未能被延安《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等主流媒体及时报道,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在信中,王秉亭先生动情地写道:“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在这个喜庆的年份里,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张晶麟才15岁啊,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她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本该在父母身边撒娇,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最后连尸骨都没能好好安葬。她是我们荣成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是最值得我们铭记的人。我恳请贵报能派记者深入荣成,把张晶麟烈士的事迹挖掘出来、宣传出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的共和国,是用这样年轻的生命换来的;让烈士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信纸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张晶麟牺牲前与自卫团战友的合影——照片上的少女梳着麻花辫,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神却格外坚定,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封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一位老党员对红色基因的珍视与传承。

 

    《威海日报》社领导看完信后,深受触动,当即决定成立由4名骨干记者组成的采访组,前往荣成市,沿着王秉亭先生提供的线索,追寻张晶麟烈士的战斗足迹,挖掘她的英雄事迹。采访组在荣成的山野间奔波了近一个月,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终于让张晶麟烈士的英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1926年,张晶麟出生在荣成县俚岛区峨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尝尽了生活的艰辛;1938年,12岁的她就参加了当地的儿童团,跟着大人们一起贴抗日标语、传情报、放哨警戒;1940年,14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峨石乡自卫团团部的脱产干事,负责组织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开展抗日工作—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村为我党我军传递情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筹粮筹款,还教妇女们做军鞋、缝棉衣,把满腔的爱国热情,都融入到每一件具体的工作中。1941年冬,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张晶麟在组织群众转移时,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捕。

 

    在狱中,日伪军对这个年仅15岁的少女用尽了酷刑—鞭子抽、烙铁烫、灌辣椒水,威逼利诱她说出党组织和抗日军民的下落。面对敌人的残忍折磨,张晶麟始终坚贞不屈,痛斥日伪军的侵略行径:“我是中国人,宁死也不做汉奸!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敌人见她软硬不吃,便对她下了毒手。

 

    1941年12月16日,在俚岛镇的沙滩上,日伪军将张晶麟残忍杀害,年仅15岁。为了恐吓抗日群众,敌人还将她的头颅割下来,高挂在俚岛村的戏楼上示众。

 

    可敌人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觉醒的胶东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抗日斗志——胶东半岛的抗日烽火愈发炽烈,无数像张晶麟一样的胶东儿女,纷纷拿起武器投身抗日洪流,6500多名荣成儿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荣成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的“将军县”,先后走出了100多位将军。

 

    1999年4月4日,清明节这天,《威海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题为《荣成,有位尘封半个世纪的“刘胡兰”》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张晶麟烈士的英雄事迹。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4月23日,《大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转载了这篇通讯;随后,《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数十家主流媒体相继转发;5月10日,中宣部对《大众日报》发掘、宣传张晶麟烈士事迹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6月23日,新华社播发通稿,向全国介绍张晶麟烈士的事迹,让这位埋没了58年的巾帼英雄,重新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在王秉亭先生的推动下,荣成市掀起了向张晶麟烈士学习的热潮。当地政府在张晶麟烈士的家乡峨石乡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将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和学生来到纪念馆,向烈士敬献花圈,聆听她的英雄事迹,传承她的革命精神。

 

    张晶麟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而王秉亭先生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功劳,只是在看到报道时,悄悄把报纸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里,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烈士不该被忘记,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八、精神永留存:死而不亡耀千秋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秉亭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始终活在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心中,活在党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活在“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仰里。

 

    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载入史册的功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他心系群众冷暖,始终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一双脚走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用一支笔为群众排忧解难,26326封读者来信的处理记录,是他对“人民至上”最生动的诠释;他坚守初心使命,60年党龄里,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把“为党传声、为民立言”作为毕生追求,40余年党报工作生涯,从未有过一丝懈怠、一句怨言;他不计个人名利,甘当无名英雄,“528号编辑”的编号背后,是他对“新闻人使命”最纯粹的坚守,即便获得无数赞誉,也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扶贫济困、扶老助残,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困难群众,用自己的行动温暖困境中的人,那个记满残疾人信息的小本本,是他对“大爱无疆”最质朴的践行。

 

    他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秀代表,用一生诠释了“新闻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深刻内涵;他更是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用行动证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刻进骨髓的信仰与担当。

 

    他的脚上沾满泥土,身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贴心、同呼吸、共命运;他用点滴善举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光芒,让“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在平凡的岗位上熠熠生辉。他曾说过:“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追求,只希望能坚持每天为党和人民做一件好事,直到我走不动的那一天。”这句朴素的承诺,他用一生坚守—永城县女青年魏玉琴在他的开导下走出人生低谷,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内乡县工商局干部宋玉平在他的鼓励下扎根基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偃师矿务局青年中医田积有在他的帮助下提升医术,更好地为乡亲们治病……还有无数不知名的群众,都曾在他的帮助下走出困境、重拾希望,开启新的人生。“528号编辑”的编号早已成为历史,王秉亭先生用过的藤椅、写过的笔记本、处理过的读者来信,也被妥善收藏在报社的档案室里。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从未被时光尘封,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厚重,永远镌刻在党报事业的丰碑上,永远活在百姓与读者的心中。

 

    那间曾无数次亮至深夜的编辑部办公室,藤椅上仿佛还留着他伏案的温度;那支写过无数封回信的钢笔,似乎仍能流淌出温暖的字句;那个记满残疾人信息的小本本,字里行间依旧跳动着为民的热忱。

 

    他用一生的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是把百姓的冷暖扛在肩上,是把党的使命刻在心里;也回答了“什么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是做群众的喉舌,是当时代的桥梁,是用笔墨传递光与热。每当新入职的记者编辑走进《河南日报》社,老同事们总会提起“528号编辑”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寒冬里徒步翻山送党报,讲他如何为素不相识的姑娘筹措医药费,讲他如何在病床上还牵挂着百姓的难题。那些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春雨般滋润着年轻一代的心灵,让“为党传声、为民立言”的信念,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在河南的大山深处,当年他帮着订报的村庄,如今家家户户的院里还摆着报纸架,老人们会指着报纸对孙辈说:“当年有个王编辑,把党的好政策送到了咱家门口,让咱过上了好日子。”在荣成市张晶麟烈士纪念馆里,讲解员会向参观者提起:“是一位河南的老党员王秉亭,让这位埋没半个世纪的英雄重新被铭记。”风会记得花的香,人民会记得为他们办实事的人。

 

    王秉亭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赤子之心、为民情怀,就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

 

    这束光里,有对党的忠诚,有对人民的深情,有对事业的坚守,也有对理想的执着。它激励着更多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用笔墨记录时代的脉搏;激励着更多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更激励着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在为人民服务的征程上砥砺前行,续写更多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篇章。他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一辈子的“小事”,活成了一座丰碑—一座刻着“人民至上”的丰碑,一座写着“无私奉献”的丰碑。而这座丰碑,会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提醒着我们:平凡的坚守也能创造伟大,朴素的热爱亦可点亮山河。

 

    在河南日报社，“528编辑”的故事依然被人们传颂。他的精神，激励着新一代新闻人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正沿着王秉亭的足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笔墨书写新时代的民生答卷，用镜头记录新时代的发展变迁，用声音传递新时代的强音。他们牢记“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坚守“新闻为民”的初心，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为民丹心昭日月，凛然浩气贯长天。王秉亭的精神，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河南新闻事业的星空中；如同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中。让我们以王秉亭为榜样，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河南鹿邑 尹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