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朱玉富）

 

　　“拉大锯，扯大锯，姥娘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日月荏苒覆盖着日月过往，儿童时期的歌谣，一直在心中萦绕。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家济南市钢城区艾山，在每年的农闲或春节期间，都要编排节目唱大戏，周围的柳条峪、桑梓峪、高峪、纸坊、罗汉峪村几乎是村村有剧团，家家有演员，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喜庆景象。

 

　　而我住的那个艾山鲁中小山村西峪村，是一个400余户人家，2300多口人的村庄，文革期间受“样板戏”的蕴染，村子便成立了一个剧团。为了扩大‘团队’；只要是你是年轻人，有爱好文艺的‘特长’都可能统统‘收编’。因此，受哥哥的影响，每次听到铿锵的锣鼓声就心潮澎湃，因大哥拉胡弦好自然就成了剧团的一员。从打杂到拉胡弦、从鼓手到演员，大哥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和‘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团长的赞成。

 

　　农村唱戏，首先要搭建的是戏台，在当时，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农村的戏台不仅简单，而且更是简陋。往往是在一个地势自然的土台子上埋上几根木桩，搭上几张草席或几条床单当隔离屏障。然后在台子的两侧，吊起两盏（汽灯），灌上汽油（也可是柴油），放上指头粗的灯捻，打气让灯燃烧；就成了夜间演出时的照明灯具。至于戏衣、道具、乐器，大都是演员和乐器师自己动手加工制作的。如‘黄袍马褂’、‘凤冠凤仪’的缝制和制作，因谁也没有见过皇帝、娘娘，所谓的龙袍、凤衣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买来象征寓意的彩布、彩线，找民间会缝制和彩绣的手艺人缝制。那时候的琴弦和二胡、京胡也都是纯绿色、自然和自制自造，曾记得酷爱‘文艺’的二叔，在夏日的浅水里捉来一只癞蛤蟆，剥下皮，用树枝撑起四角在阳光下晾干后蒙在一个桐木筒子上，连接上弦杆，套上丝弦，一把二胡或京胡就成了。官帽更是‘实用和时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特殊的年代，为了营造舞台效果，让观众看不出破绽；为了勤俭节约，道具有时也可以用纸代替，剧本大都以口传为主。因为，在那个革命样板戏的年代，不识字的人很多，记戏背词全靠死记硬背；因为哥哥在剧团的原因，因此，我目睹了当时的‘剧团’的“潜规则”，往往是一边化装，一边口传，装化成了，戏词也学差不多了，然后就上场演出。

 

　　当然，在演出期间，常常会闹出一些趣事在所难免，令人捧腹大笑。有的演员，台上演唱时竟忘了戏词，怎么办？早就有人在幕后‘看唱本’提词，提一句，唱一句。台下的观众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是在演出，还是加了台词。当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台下人笑，台上演员更是捧腹大笑。对当时那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特别的记忆犹新。

 

　　因都是农村草班子演员，也不讲究台风、规矩限制。那些拉弦子、敲锣鼓的人，也是“丑态百出”。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死规矩：每逢演员唱罢四句，敲锣鼓的便敲打一阵，然后拉弦子的拉“过门”；再唱四句，再敲锣鼓，拉“过门”，依此循环。在当时曾记得有一句话叫“锣鼓长了无好戏”；意思就是，好戏的‘锣鼓’都是很短暂的“开场白”。有一次，敲锣鼓的人只顾看演员唱戏，忘记了敲。拉弦子的人就停下来喊：“敲啊！敲啊！”此时，敲锣鼓的才猛醒过来，慌乱猛敲一阵，弄得看戏人、唱戏人一阵哄笑，当然，农村人图的就是一种农闲的乐呵。

 

　　记得有一年在小伙伴的拴住的‘邀请下’，去高峪村他姐姐家看戏。这个村子只有200余户人家、1200多口人，在团长魏树全的带领下，村子成立了一个莱芜梆子剧团（莱芜偶）。我们来到拴住姐姐家，发现大门上了锁。我们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锣鼓声，循声走去，原来拴住的姐姐正站在南高北地的棚子里唱戏。台上唱的是《刀劈杨帆》。我还清楚地记得，樊梨花身穿红袄，背插彩旗，头插两根野鸡翎，舞着大刀唱道：“人世间只有一男配二女，哪有一女配二男。斩了哪个留哪个，倒叫俺梨花作了难。”我看了半天，原来扮演樊梨花的是正是拴住的姐姐，再一看，他姐夫在敲锣鼓。令人不解的是，台上唱得热火朝天，台下观众寥寥，只有几个小孩在打闹着玩。也难怪啊，那时候都是千篇一律的革命样板戏和编自导的《墙头记》《喝叶面》《李二嫂改嫁》《王登银休妻》《万松山》草头戏，所以千篇一律的“样板”没有了新鲜感，所以观众都看腻了。

 

　　受文字狱和样板戏的牵制，戏曲、戏种也只能围着“阶级斗争和革命路线”走。不变的是“红线”，改变的是剧种。黄梅戏、莱芜梆子、越剧、曲剧、京剧、偶剧、梆子、柳琴、秦腔，弹三弦、北京打鼓轮番上阵。

 

　　几十年过去了，现今的新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电视、网路、微信的普及，人们坐在家里，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节目和专业戏曲专场，可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困乏和大戏情趣的。（作者：山东济南钢城区朱玉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