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年猪

　　往事悠悠（朱玉富）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在我童年记忆里，那应该是1968年那个年代的事。那个年代，在家乡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罗汉峪村家家户户只准养猪和鸡，平时的酱油、醋和盐，村民只能从鸡屁股里掏俩鸡蛋，到供销社里换取。只有年底等把养了一年的肥猪卖了以后，一家人才能吃上期盼已久的“大油”，一口大铁锅炼下一年炒菜的猪油，（还有猪油渣子，也叫猪猡缩）成为一家人一年打牙祭的油水后盾。如过谁家偷养了牛、羊、兔等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要割掉。因为受大积大造土杂肥运动的影响，养猪不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于是，家家都有猪圈，猪圈里都要养一头猪。养猪不仅能为家里挣取一挂花油，还能赞粪（按立方）挣取工分，因此，引发了“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的口号。

 

　　养到一年可以卖的猪，只能卖给公社食品收购店。个人没权利杀猪，就是杀了也没人买得起猪肉吃。至于交到公社食品收购店的猪，到哪儿去了，没有农民去考虑。因为猪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也是孩子们定亲、娶亲和交学费的主要指望，所以到公社食品站卖猪的记忆太深刻了，虽然那并不是多么美好的记忆。卖猪，在家乡也叫“过猪”，意思就是把猪过秤后，就是国家的了，那个时候的人们国家和集体意识是很浓的。

 

　　公社食品收购站并不是每天都给农民开放的，我们那儿一个名字叫寨子食品站的卖猪点，只有单日才收购猪。为被生猪顺利的卖出，父亲要提前一个月就要预算好卖猪的时间。冬天没有青草填补猪饲料，天又冷，猪很容易掉膘。娘开始舍得老本用储存的地瓜叶、谷糠和豆粕发酵后喂猪了，催肥生猪。要知道一斤猪的价钱可以买好几斤地瓜干的。卖猪的前一天，猪还可以奢侈地吃到一顿地瓜干和地瓜叶煮熟的“最后早餐”。

 

　　卖猪的那天早上，天还不亮，为了增加猪的分量娘天蒙蒙亮就要起来喂猪，不给猪喂稀的，只吃稠的；猪一泡尿和屎可以舍掉好几斤呢。娘帮父亲把猪装进胶轮车的粪篓里，那头肥猪吃饱了蜷卧在脚轮车的粪篓舒服得不住哼哼唧唧。贪睡的我正迷迷瞪瞪睡觉，听见娘和父亲说：“咱这猪膘色这么好，不知道能不能过上二级？”（那时候卖猪是要你经过级别的严格的过筛，一头生猪分为一、二、三、四级别，一级猪价格最高，级别越大价格越低，验级别都是通过食品站杀猪人的眼估，手摸，当然里面有时候也掺杂着杀猪人的情感在里面。卖猪钱也是按级别计算的）父亲声音里带着愁绪：“膘色好并不等于能验上级别。这事咱不是没经过,食品站里的人全靠眼看、手摸；万一验不上级别咋办呀？”。

 

　　记得有一年，上小学的我正好歇星期，也正好赶上家里卖猪。天还朦朦胧胧的，娘就叫起我，让我帮父亲拉车到12华里以外的寨子食品站卖猪去。180多斤的黑猪，躺在独轮车粪篓里的右侧，因为左侧偏沉，父亲把左侧配重上一块石头。高低不平的山石路上，父亲吃力地推着脚轮车，我在前边用绳子给父亲拉着。走了十几里的山石路，终于赶到寨子的食品收购站，到站时天还没大亮，在我们前面已经排有十几辆卖猪的车子，我们排号在后边，在腊月的寒风里等待。

 

　　太阳已升得老高了，还没有开始验猪。过磅的坐在磅秤后面漫不经心地抽着烟。那个验等级的“官”坐在房间里和几个人说闲话，他用高喉咙大嗓子牛皮哄哄地表示：在这一方院子里他和过磅的是权力至上的人物。他故意用等待的焦灼折磨这些巴不得快点把猪卖掉的庄稼人。庄稼人等急了，眼看失望得没办法，相互询问：几点钟开始验级？其实，在这院子里就没有时间概念，那个验等级的嘴里说出的时间就是法定的时间。猪拉屎了，那么大一堆，娘今天早上喂那么多的精食都白费了。我看着猪没心没肺的拉屎不甜换人，心疼自己卖了猪买支钢笔的愿望又要落空，伤心自己今早都没吃饱，省下来的饭到在猪槽里喂它，并不能指望它增加几斤分量。

 

　　在这等待的时间里父亲还去公社种子站买过菜种，还去看了化肥的价格，准备卖了猪后买化肥；终于开始收猪了。前边传来了争吵声，有一个人刚来就要插队。后边的人不让，因为他和六岁的儿子已经排了一早上的队了。最后，那个后来的人还是先交了，还验了个一级，因为他是一个村大队书记的儿子，和过秤的认识。每个排队等着卖猪的人都紧张和急切，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没有背景权势和地位，唯盼验猪的心情好能给自己的猪能验个好等级，过秤的发善心，别在斤两上上耍手脚，这样辛辛苦苦喂养一年就能落几个钱，他们都等着用这一笔钱来支付一家人一年的种子化肥和紧要的开销。

 

　　那次我家的猪验了个二级，因为验猪的人和我是一个村的。于是我家的猪也跟着沾光。我家的猪是那天排队交的猪里唯一一个二级，他们都是三或四级，他们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和父亲。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虽然40多年过去，父亲也走去世30多年了，但童年卖猪记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那个时代的封尘的记忆。岁岁年年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段岁月的经历，一段时光的交替，封尘的记忆被触景开启。